1969年3月的一天黄昏，灯光昏暗的人民大会堂小会客室里，翻开调令，抬头对邓小平说了一句：“江西那边准备好了。”语气平平网络配资平台，却暗含复杂背景。彼时“文革”风暴正盛，许多人前途未卜，江西成为数位中央领导人的“临时工作地”。话音刚落，邓小平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下，声音低而清晰：“我有个请求，要带走一个人。”这便是后来广泛流传的“带母赴赣”故事的开端。
这位被他称作“一个人”的老人叫夏伯根，名义上是继母，实则扮演了亲生母亲的角色。她出生于清末贫苦农家，十几岁守寡，辗转改嫁邓家后，再次独自支撑一家老小。年代久远，乡民们对她的评价只有一句：肯吃苦，讲义气。抗战末期，华蓥山游击队急需掩护，夏伯根用一间草房藏过二十多名伤员，这在川东小镇被当成传奇说了几十年。
邓小平与夏伯根真正见面，要追溯到1949年重庆解放后的那个深夜。会议结束回家的路上，他被门口守卫拦下：“政委，舅舅和一位自称老娘的妇女在招待所等您。”第一次相认，双方都有些拘谨。夏伯根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来看看你，不打搅。”邓小平当即回道：“不，咱是一家，您留下。”一句话定下老人后半生去向。
随后三年，西南局事务繁重，邓小平与卓琳常常整宿整宿地开会写电报。家中五个孩子、两位妹妹，全靠夏伯根一双粗糙的大手稳住。她五点起床烧水做饭，晚上踩着微弱灯泡补衣。屋外山城冬雨连绵，屋里总能闻到热糯米和豌豆粉的香味，邓小平偶尔归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家里真暖。”
迁往北京后，新政权刚起步，工资制度尚不完善。邓家的月度收支常常只剩几个铜板。卓琳惦记老人，怕她觉出拮据想回川东。有一次解释家计时，夏伯根摆摆手：“我穷过，不碍事。”从此愈发节省：旧棉被拆成三床，破毛衣拆线再织围巾。短短两年，她硬是把首都菜市场、供销社每一档价格摸得门清。
时间来到1966年，风浪骤起。邓小平被停止工作，随后离开中南海。家中老人孩子被安置到四合院深处，外界联系近乎断绝。最难那段日子，夏伯根日复一日守着炉子蒸馒头、烧热水，尽量让气氛维持平静。邓家子女回忆，那时候只要闻到厨房的柴火味，就知道奶奶还在，也就放心。
1969年调令一下，能否携带直系家属都存变数。邓小平深知江西条件艰苦，也知道自己以及卓琳都在关注名单上，随时可能再次被分散。于是他把最重的那一环先扣紧——把老人带在身边。汪东兴愣了几秒，点头答应：“可以。”短短两个字，消除了邓小平最大的顾虑。
抵达南昌郊外干休所时，院子还没修葺完，邓小平卷起袖子劈柴生火，卓琳血压偏高只能坐在旁边捡石块。夏伯根放下行李，先找鸡舍旧木板，又张罗开垦菜地。她一句怨言没有，甚至兴冲冲跟邻居换来两只老母鸡下蛋。邓小平半开玩笑：“咱们这是四川打法，先把锅碗瓢盆安顿好。”
那几年生活费仅200元。为了改善口味，卓琳和夏伯根反复试验，自酿米酒，自制豆瓣酱。第一坛酒打开，味道微酸，邓小平喝了一口却笑了：“家味。”随后大家轮流尝，气氛罕见地轻松。也正是在江西，邓小平把高位截瘫的邓朴方接来，为儿子擦洗、按摩，从不假手旁人。曾有医护惊讶：“老人家您不用这样辛苦。”邓小平只说：“父子嘛，该我。”
1973年回京复出后，夏伯根已经七十多，却仍抢着干活。后来曾有记者问邓小平怎样理解孝道，他思索片刻回应：“先做人，才谈其他。”寥寥数语，实际包含了他对继母几十年如一日的尊重与信赖。
1996年初冬，邓小平病危。家属没有把噩耗告诉已经痴呆的夏伯根。然而在同一日晚饭前，她突然合上饭盒，再也不肯进食。医护无奈，只能送院。她靠静脉营养维持，偶尔睁眼，反应极弱，却始终不说一句话。邓小平去世后不久，老人生命体征迅速衰退，五年后在睡梦中离世，享年一百零一岁。
有意思的是，邓家后辈提起这段往事，总爱强调一句：血缘并非唯一纽带，真情才是。被带去江西的那个人，不仅仅是一位需要照顾的老人，更是邓小平精神世界里最朴素、也最坚韧的支撑点。将近半个世纪的相守，证明了这种支撑的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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